一、請問您當時為什麼到IUP來學習呢？

我以前在日本東京、橫濱的那個IUP學過日文，所以我覺得IUP教語言的水平不錯，可是因為當時我在那裡碰到一些問題，使我認為不應該選擇臺灣的IUP。我第一次來臺灣是在2000年或2006年，但我記得第一次是在樓下的語言中心上課。當時我上了一兩個月，發現他們的水平不能滿足我的要求。當時我有一個同學叫杜楷廷，他已經在這兒學中文了，他跟我說這個學校的水平、教材和老師都很好，所以我就聽他的來這裡學中文。雖然學費比別的地方貴一點，但是符合我的要求，所以就決定繼續在這兒學習。

二、能不能請您談談當時在這裡學習的情形？

那已經是十四年前的事了，跟現在有點兒不一樣，現在好像有90多個學生，我在的時候差不多只有四、五十人，學生沒有那麼多。我們學生多半互相認識，下課的時候可彼此談一談。大部分的學生是從美國來的，只有一兩個是從歐洲來的。在學校的時候，我們肯定是用中文聊天，但是下課就用英文，所以會變成提高語言水平的一種障礙。

除了這個以外，我還記得上課時老師的要求非常嚴格！他們並不是強迫學生，而是希望學生用正確的中文討論；所以老師會改正你的中文，幫我們以正確流利的中文來表達意見。我覺得這樣的經驗、教法在別的學校是沒有的，我特別喜歡，所以特別記得這樣的教法。當然，我的中文還有很大的問題，並沒有提高到我期望的水平，就是還可以做我要做的研究，可以跟大陸、臺灣人交流。

我還記得每堂課只有三個學生，所以壓力很大，每天下課回家也需要做很多的功課；所以在那一年之內，我沒有很多機會去臺灣各地玩一玩，但是我不後悔。雖然我沒有很多的時間或機會跟臺灣學生、研究生交流，不過也不知道他們要不要跟不太會講中文的外國人交流。其實在這兒有一個特別的情況，因為所有的學生都是學習中文的外國人，所以講中文的時候，彼此都聽得懂；但要是突然把一個中國人放在我們當中，聽得懂聽不懂就會是一個問題。有的時候我們用奇怪的口音說話，或是直接把英文翻譯成中文，中國人可能不了解。

另外，因為老師有很豐富的經驗，大部分都了解我們要說的，然後再糾正我們奇怪的說法，所以壓力很大。以前每堂課只有三個學生，真的很不錯！我聽說現在雖然有更多的學生，但每堂課也還是只有三、四個學生，這是非常好的原則。這裡的老師都喜歡教中文，這是一個很大的特色！因為我去過很多學校，有些老師教書時比較敷衍，但是這個學校的老師很專業，把所有的學生教成能好好運用中文的學生，所以我很佩服他們。我覺得這樣的目標非常好，非常難！也就是說，老師需要很多的體力，就上這麼一堂課，每天都得準備得非常好，水平很高。

我也還記得一些課上課的情形，特別是社會大學。那個時候是用錄音帶，沒有什麼mp3或CD，所以我們每天回家以後，都要把錄音帶放在錄音機裡，然後不斷倒帶，一聽再聽，浪費很多時間聽那捲音質不太好的錄音帶。社會大學的演講很有意思，因為不是專門給外國學生學習的中文演講，是一個普通臺灣人也聽得懂的中文，所以非常有用，是比較難比較不容易的。還有新聞課需要看15分鐘的電視新聞，那是陳老師(Barbara Chen)給我們上的一個特別的課；我們看臺灣新聞時都聽不懂，因為語速太快了。現在我在劍橋大學給一些中國朋友聽臺灣新聞，他們也覺得速度非常快。其實不只是外國人聽不懂，連陳老師也說，她準備生詞表協助我們聽懂時，有時候也聽不懂。

我之前在這個學校達到不錯的中文水平，未來也要繼續研究我的日本歷史，但我現在覺得自己失去了一半的中文能力，所以有點後悔！我花了那麼長的時間學到不錯的水平，但沒有繼續使用中文。最近這幾年來，我要再一次使用我的中文進行研究。

現在我記得的都是很好的回憶，每天都是很快樂的。我勸所有的年輕學生繼續來臺北這個學校念書，不只是因為這個學校，也是根據臺灣的情況而建議的。我覺得跟臺灣人講話沒有什麼特別的障礙，他們願意跟外國人聊聊天，如果你會用中文，他們特別歡迎你。所以不管是學校或是校外的情況，都是很好的中文環境，也可以成為推動學生繼續學習的動因。

三、在IUP學中文，跟您後來的學術發展有什麼樣的關係？

差不多到2008年左右都沒有什麼關係，因為基本上我是研究日本近現代歷史的，從美國大學畢業以後，我每年都去日本做研究，沒有很多時間來臺灣。有的時候，我來臺灣只是為了參加國際研討會而已，並沒有用我的中文來分析一些資料，可能因此我失去原來的中文能力。後來，我突然在2008那年獲得一個特別的兩年的獎學金，所以有機會和錢開始在南京蒐集中國跟日本戰爭後的審判日本戰犯的相關資料；那是中國1945年到1949年國民黨怎麼審判日本戰犯的法庭審判的史料。大概地說，我要了解的是二戰後初期的政治關係，大部分做日本戰後初期關係的研究者，研究的是美軍怎麼佔領日本的歷史；但是佔領日本只是一段歷史，但並不是完整的、所有的歷史。我覺得中國部分也是那段歷史中很有意思的一部分，所以想要了解中國對於戰後的日本有什麼樣的影響，以及日本戰後對於中國有什麼樣的影響？這不只是一個國家的歷史，是一個地區的歷史。因此從2008年起，我再次開始使用我的中文，那時我才發現我真的退步了很多。然而我可以再次使用中文來解讀那些資料，也可以證明我在這個學校學到的中文對我的研究發展非常有用、非常有效果，因為我已經有很穩固的中文基礎，可以恢復以前的中文水平。

後來，我也陸續獲得一些獎學金，兩年前我又獲得一個歐盟針對特別語言的計畫獎學金，是100萬英鎊，可以聘用三個博士後的學者來做研究，或是給兩個研究生獎學金支持他們的博士研究。獲得這個獎學金以後，我還是繼續做政治關係的歷史，也寫了一本《從人到鬼，從鬼到人》的書。內容是談日本人怎麼變成「鬼子」，以及他們在中國當鬼子的時期，經過坐牢、審判等過程之後，怎麼再變回人。現在我正在蒐集第二本書的資料，所以中文對於我目前這項戰亂過程的研究非常重要，因為如果不會讀、不會講中文，我做不了現在的研究。

四、請問你跟同一年的同學還保持聯繫嗎？

從這裡畢業以後，我還跟一些人保留聯絡，最熟悉的是杜楷廷(David Elstein)，因為他當時是我的同班同學，我們差不多每兩三年就在臺灣見次面。畢業後的那五年，我還跟其他一些人保持聯絡，但因為在美國聯邦政府工作的關係，我從原本的州搬到別的州，之後也就移民到英國去了，跟以前的同學就失去聯絡了，很糟糕。但是我很喜歡當時所有的同學，他們的研究、性格都是能互相幫助，大家相處很融洽，那是一段很快樂的時光。但除了杜楷廷，有些沒有特別聯繫的人已經忘記了，因為我基本上我的生活就是在日本學的領域中，所以差不多十年之中沒有跟研究中國學術領域的人聯絡。

五、這次您回來，看到ICLP有一些轉變嗎？對ICLP有什麼樣的期待呢？希望我們怎麼讓自己更好？

要說轉變、說改變，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只是我很好奇，為什麼所有以前的老師長相沒有什麼特別的改變，他們看起來都很年輕，我感覺自己已經老了，白頭髮很多；他們的記憶力也非常好，記得所有的學生。另外，好像學生增加了，我覺得非常好，因為這就證明學中文已經變成一件普遍的事了。所以，如果你們能保留或維持以前的教法、教書的水平，我非常高興，那是應該繼續傳承下去的。現在學生增加了，老師們也增加了，所以應該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還有，你們現在使用比較高級的技術，不像以前的錄音帶，現在是mp3還是CD，非常好，我喜歡這個改變，不需要再聽品質不好的東西。

教材方面，雖然你們還在用以前的，譬如《社會大學》和一本之前文言文的教科書等，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不要改，不要換，可以繼續。至於現在課本的內容，我就不太熟悉了。

不過我明年要回來，因為我覺得這個地方的教法依然非常好。我後悔的是沒有學習文言文，因為當初以為作為一個日本學者，可以倚靠白話文，不需文言文，現在我後悔了！為什麼呢？因為我發現如果要做戰後之前的歷史，需要懂的不是所有的古文，可是需要懂一部分的文言文，所以我明年回來應該繼續學文言文。我聽說現在文言文是學生的必修課，這個規定的改變很好，以前的學生比較有彈性，可以隨便選擇，但如果當時老師積極建議我學文言文，可能我的中文就更不一樣了。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一點的重要性，因為只來一年，所以只想專心把現代中文學好，對文言文沒有什麼興趣。我覺得現在這樣的改變，就多給予學生一些不同的工具，以後他們可以選擇繼續使用或不用。

我覺得這跟學校的目標有關，也就是說，要把學生訓練成一個可以了解中國不同面向的人，如果沒有多樣化的語言工具，怎麼能了解中國每個部分？並不是不能做為一個專家，而是可以更加了解你所不了解的地方。十四年前，我不了解我還不了解的東西的重要性，可能我太驕傲、太頑固，當然每個學生沒有什麼完美的地方，但是我覺得還是跟態度有關係。再說，這個學校老師積極的態度還是沒有什麼改變，能夠提高外國學生的中文水平。我很好奇，不知道那個原動力何在？可能是ICLP只聘用具有這樣態度的老師，所以我期待能繼續維持這種高的要求的嚴格態度，不是「應該這樣、應該那樣」強迫的態度，而是很溫暖、溫柔的態度。還有，你們有很多方面都改善了，像把原本的圖書館的空間改成其他用途，那是一個不錯的作法，因為沒有許多人使用，就等於浪費空間。

最後，因為現在我住在歐洲，你們說從歐洲來臺灣留學的學生越來越多，我忽然覺得歐洲很大的問題就是一想到中國或中文，馬上就去北京還是去上海；我不是要罵北京的、上海的中文項目，可是不像這個學校有那麼多的好處。每次我說你們不要去中國，應該去臺灣，很多在歐洲教中文的老師是大陸人，他們不太了解這個學校的特點，就覺得所有的學生都應該去大陸，因為大陸就是華人世界的核心。我是一個日本歷史的研究者，來這兒對我來說非常好，因為我也學到臺灣的歷史，所謂臺灣歷史，一般就是指日本殖民時代的戰後臺灣史，所以在臺灣學習中文，不但可以讓我學到在日本歷史沒有學到的部分，而且另一方面對我的研究發展也有很好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