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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張曉風教授

一、當時您是在什麼因緣際會之下進入ICLP的?

我記得教務主任高恭億先生要徵聘老師,我朋友問我有沒有興趣教書?那時我在大學當助教,也有志於中國文學的傳布;可是我覺得教老外說中文是挺有意思的挑戰,於是就來了。進IUP以後,先受大概一個禮拜的訓練,其中最有心得的,就是梯形的語法教學,可以把句子不斷地拉長,用在兒童的教學上也是挺好的。

二、能否請您談談難忘的一些人事物?

我想說一件好玩的事,在我們受訓的午飯時間,平常是提供一點簡便的三明治,一般來說都夠吃;可是,有一天提供的是北京烤鴨就不得了了,因為大家都非常喜歡,結果很快就沒了!但是有很多人都還沒吃到,只好再去買。雖然再去買回來,但一會兒又沒了,大家還是都沒吃飽。我想,是因為大家喜歡吃這些東西,結果就老是不夠。可見那個時候大家不怎麼愛吃西式的點心,可是薄餅捲烤鴨就不一樣了,這是我記了五十年的事,挺好玩的。

三、當時IUP的規模是怎麼樣的?老師和學生的比例、互動如何?

我沒有統計。我都是固定某天來,教學就是一對一的,學生上完一堂課要換另一個老師來教,是好多老師對他一個人,因此需要很多的老師。我覺得這個密集的梯形教學法挺好的,得不斷把一些東西加入一句話裡,加著加著,就會把自己的生活經驗給說出來,所以師生的關係還滿親近的。
我記得有個學生叫Larson,好像是軍方的學生;後來過了十幾年,我看到他的名字出現在美國駐香港的辦事處,好像是什麼主任吧?大家叫他父親「挪亞爸爸」,他們家可能是小型農莊,有好些動物。他跟我說了一個跟語言有關係的笑話,就是他剛結婚時跟他太太坐飛機,那時他們的行李不見了,他很著急地說:「哎呀,『我』的行李到哪兒去了?」他太太就非常生氣地說:「那不是『我們」的行李嗎?」男人跟女人對婚姻的認知真的很不一樣。上課就像這樣子,說著說著,自己的故事就出現了。
還有有一年春天,我跟一個學生說校園裡的杜鵑花開了,學生不知道杜鵑花是什麼,我拿了一張圖片告訴他,滿校園都是;他就順口說:「呵,這是Azalea。」其實學生不是故意說英文,是不由自主說出來的。我們學校學生少,可以很自在地對話,自在地造句,有滿多可以交流的想法。

四、您還記得當時用了哪些教材嗎?

我們有一本耶魯的標準教科書,對於那本書的部分內容,我還挺不高興的!那本書大概是民國20年左右出版的,書裡頭說中國人第一大死因是肺病;我聽了就很不開心,因為這不是我們的現況,說得好像我們都是癆病鬼似的。不過那本古老的教科書是這麼寫的,還得照著它寫的去教。那本書太陳舊了,當時或許因為那時候居住的環境不好,人跟人太靠近,也沒有隔離的概念,住在一起的家族吃用都在一塊兒,很容易傳染。現在的第一死因就變成癌症了,教科書是有一些不合時宜的地方。

五、當時IUP是一個美國的單位和文化環境,對華人教師來說有沒有衝擊呢?

有。有一天我們到了休息室,忽然發現整個屋子全都漆成黑色的,前天還好好的,怎麼忽然變成這樣黑牢似的。所以老師很不能接受,覺得這種設計好怪!原來是有一個學生自告奮勇地要求發揮創意,行政單位就接受學生的建議重新裝修一下,把屋子弄成這副德性。中國老師覺得實在不好看,可能是某一種時髦吧?也很有意思。

六、那年您在IUP的教學經驗跟您後來的生涯發展有沒有什麼關係?

很有關係。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在中文系教書,比較單純,因為學生就是要了解中國文學的知識;可是後來我被聘到陽明大學去,到了陽明大學以後,我就得改變我的教法,因為學生將來不是要從事文學的,文學在他們生命裡頭到底有什麼意義呢?後來,我就想到科普的概念,那一般的文學也應有所謂的文普,因為你不能跟一般人說平平仄仄仄平平,你只能說這個句子好,但好在哪裡,就行了。他們要知道詩詞歌賦有什麼樣的意義,這是不同的思維。從我開始教外國學生的時候,就在我心裡頭思考該怎麼教他們,因為他們不需要做國學大師,只要知道基本國學常識,所以那個經驗對我來說還滿好的。

七、能不能請問您當時在IUP時代,一般來說給老師什麼樣的福利呢?

因為我自己有專任助教的工作,只做兼任,所以好像沒什麼特別的福利,但待遇還滿高的。兼任的老師就像西方的機關一樣,實際地給錢,不像中國的機構每個月領到幾包糖、幾包鹽什麼的,就是薪水比別人高一點兒。但是也挺辛苦的,因為是面對一個學生,必須集中精神聽學生說什麼然後立刻應答,反而很累!其實比對五十個學生還累,因為必須要知道學生的每一個發音,也要知道每一個文法上的錯誤以便糾正,每秒鐘都要非常注意。所以我覺得報酬高也是對的。

八、請您大概地說一說您後來所看到的華語文教育的發展,好嗎?

其實華語文教育是形形色色的,各種現象都有,有時候也滿悲傷的。以前我以為華語文教育是教外國人,可是後來發現「老中」還更需要教,比如說,印尼的年輕一代華裔都不會說中文了,因為當年政府禁止說中文,想恢復很不容易,所以要從頭教。另外,雖然在美國沒有受到什麼迫害,可是孩子在說英語的小朋友包圍之下,也不再說中文了。記得有一天,我跟很多華人在朋友客廳裡聊天,他的兒子從外頭進來不想理媽媽的朋友,就想往樓上跑;他媽媽覺得這樣很沒禮貌,就把他叫住說:「欸,叫人啊!」他就很有禮貌地鞠了躬說:「人啊。」教這樣的小孩子很累的,一點都不比老外容易教。
其實在全世界各地都滿不容易的,也都有各自的華人故事。舉個例子吧,我曾經去過印尼蘇門答臘的棉蘭,大概是當年在中日抗戰的時候,有一些人從四川跑到那邊去,於是教了他們四川腔的華語,所以他們學的全是四川腔,聽著真覺得非常怪,結果就成了我唯一看到說四川腔華語的人。全世界成立的棉蘭同學會,說的就是自己的四川腔華語。我覺得全世界的華語教學都有自己綿遠特別的故事。

九、從您的標準來看,一個稱職的華語老師應該是具備什麼樣特別的條件?

第一就是他對語文有興趣。語文這個東西很好玩,文字也很好玩,可是不一樣,說話隨時在變,文字比較恆久一點。說話隨時有幾個音加進來,或者有些音給剝奪了,比如說從前常會說「哎呀,好容易才盼到你來」,現在在臺灣必須說「好不容易才盼到你來」,字句就完全相反了,這是措辭上的;至於語音,現在的爸爸媽媽都會說成「ㄅㄚˇ ㄅㄚˊ ㄇㄚˇ ㄇㄚˊ」;以此類推,「ㄍㄨˇ ㄍㄨˊ」、「ㄐㄧㄝˇ ㄐㄧㄝˊ」、「ㄉ一ˇ ㄉ一ˊ」和「ㄍㄜˇ ㄍㄜˊ」什麼的,就全部都改了,聽起來很撒嬌似的。又譬如很不耐煩把每個字給說清楚,覺得太麻煩了,於是「你不要這樣子嘛」說成「你別ㄐㄧㄤˋ子嘛」,就把音給吞了。
所以腔調的背後可能有點什麼,這也許跟民主社會有關吧?我們就得適應這個現象;其他像一些感嘆的狀聲詞「啊」、「耶」等字也都在改變中。總之,語言的腔調都在變,就算用文字追蹤,也不一定能夠記下來;如果能掌握住那個的話,非常有趣。如果老師自己對這些沒興趣的話,我想他也會教書教得挺麻木、挺累的,因為如果學生的四聲說不好,是老毛病,老師就要一直糾正,光是糾正就不是那麼好玩了。如果老師覺得裡頭還有很有趣的東西,就會覺得教學是件很有趣的事。

十、您對ICLP有什麼樣的期許?

當然我們都希望一切的事情都會更好,但是從哪裡好起?譬如說,因為形勢使然,生在北平長在北平能夠說一口京片子的人越來越少了,當然我們措詞也不是那麼標準,但是得加減調整,像我們學校的陳捷先教授(太太侯友蘭也是IUP的老師)結婚的時候,請了兩桌比較親近的老師吃飯。有一位老師一家三口給陳捷先老師敬酒時說「我們娘仨敬陳老師酒」,像楊絳晚年寫的《我們仨》的「仨」是那一代人說的北京話,但在現實生活中不再看得到了。所以盡量保持語言的精確性,有時候難免會有地域性,但要在讓人們可接受的一個範圍內。
另外,教材的編撰也很重要,我覺得連數學也可以編得很文學的,也可以用加減乘除把人們的心理表現出來;這樣的話,就不是單純的數學問題了,可以同時知道好多事情。換句話說,華語文教學可以採用故事、笑話的方式,又有特別的意思寄託在裡頭,更有意思!我相信學習者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這樣的教材編撰也會很有道理。如果給外國人的教材編得很有趣,這麼一來,有一部分跟童書就可以互通,再加上畫畫什麼的,對小孩子來說,也會是很好的一個學習階梯,謝謝。

訪問者:陳立元
地點:臺大文學院國際華語研習所
類型:錄影訪問
時間:2016年2月2日
整理:馮文韻、林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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