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當時您是在什麼因緣際會之下進入ICLP的？

我記得教務主任高恭億先生要徵聘老師，我朋友問我有沒有興趣教書？那時我在大學當助教，也有志於中國文學的傳布；可是我覺得教老外說中文是挺有意思的挑戰，於是就來了。進IUP以後，先受大概一個禮拜的訓練，其中最有心得的，就是梯形的語法教學，可以把句子不斷地拉長，用在兒童的教學上也是挺好的。

二、能否請您談談難忘的一些人事物？

我想說一件好玩的事，在我們受訓的午飯時間，平常是提供一點簡便的三明治，一般來說都夠吃；可是，有一天提供的是北京烤鴨就不得了了，因為大家都非常喜歡，結果很快就沒了！但是有很多人都還沒吃到，只好再去買。雖然再去買回來，但一會兒又沒了，大家還是都沒吃飽。我想，是因為大家喜歡吃這些東西，結果就老是不夠。可見那個時候大家不怎麼愛吃西式的點心，可是薄餅捲烤鴨就不一樣了，這是我記了五十年的事，挺好玩的。

三、當時IUP的規模是怎麼樣的？老師和學生的比例、互動如何？

我沒有統計。我都是固定某天來，教學就是一對一的，學生上完一堂課要換另一個老師來教，是好多老師對他一個人，因此需要很多的老師。我覺得這個密集的梯形教學法挺好的，得不斷把一些東西加入一句話裡，加著加著，就會把自己的生活經驗給說出來，所以師生的關係還滿親近的。
我記得有個學生叫Larson，好像是軍方的學生；後來過了十幾年，我看到他的名字出現在美國駐香港的辦事處，好像是什麼主任吧？大家叫他父親「挪亞爸爸」，他們家可能是小型農莊，有好些動物。他跟我說了一個跟語言有關係的笑話，就是他剛結婚時跟他太太坐飛機，那時他們的行李不見了，他很著急地說：「哎呀，『我』的行李到哪兒去了？」他太太就非常生氣地說：「那不是『我們」的行李嗎？」男人跟女人對婚姻的認知真的很不一樣。上課就像這樣子，說著說著，自己的故事就出現了。
還有有一年春天，我跟一個學生說校園裡的杜鵑花開了，學生不知道杜鵑花是什麼，我拿了一張圖片告訴他，滿校園都是；他就順口說：「呵，這是Azalea。」其實學生不是故意說英文，是不由自主說出來的。我們學校學生少，可以很自在地對話，自在地造句，有滿多可以交流的想法。

四、您還記得當時用了哪些教材嗎？

我們有一本耶魯的標準教科書，對於那本書的部分內容，我還挺不高興的！那本書大概是民國20年左右出版的，書裡頭說中國人第一大死因是肺病；我聽了就很不開心，因為這不是我們的現況，說得好像我們都是癆病鬼似的。不過那本古老的教科書是這麼寫的，還得照著它寫的去教。那本書太陳舊了，當時或許因為那時候居住的環境不好，人跟人太靠近，也沒有隔離的概念，住在一起的家族吃用都在一塊兒，很容易傳染。現在的第一死因就變成癌症了，教科書是有一些不合時宜的地方。

五、當時IUP是一個美國的單位和文化環境，對華人教師來說有沒有衝擊呢？

有。有一天我們到了休息室，忽然發現整個屋子全都漆成黑色的，前天還好好的，怎麼忽然變成這樣黑牢似的。所以老師很不能接受，覺得這種設計好怪！原來是有一個學生自告奮勇地要求發揮創意，行政單位就接受學生的建議重新裝修一下，把屋子弄成這副德性。中國老師覺得實在不好看，可能是某一種時髦吧？也很有意思。

六、那年您在IUP的教學經驗跟您後來的生涯發展有沒有什麼關係？

很有關係。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在中文系教書，比較單純，因為學生就是要了解中國文學的知識；可是後來我被聘到陽明大學去，到了陽明大學以後，我就得改變我的教法，因為學生將來不是要從事文學的，文學在他們生命裡頭到底有什麼意義呢？後來，我就想到科普的概念，那一般的文學也應有所謂的文普，因為你不能跟一般人說平平仄仄仄平平，你只能說這個句子好，但好在哪裡，就行了。他們要知道詩詞歌賦有什麼樣的意義，這是不同的思維。從我開始教外國學生的時候，就在我心裡頭思考該怎麼教他們，因為他們不需要做國學大師，只要知道基本國學常識，所以那個經驗對我來說還滿好的。

七、能不能請問您當時在IUP時代，一般來說給老師什麼樣的福利呢？

因為我自己有專任助教的工作，只做兼任，所以好像沒什麼特別的福利，但待遇還滿高的。兼任的老師就像西方的機關一樣，實際地給錢，不像中國的機構每個月領到幾包糖、幾包鹽什麼的，就是薪水比別人高一點兒。但是也挺辛苦的，因為是面對一個學生，必須集中精神聽學生說什麼然後立刻應答，反而很累！其實比對五十個學生還累，因為必須要知道學生的每一個發音，也要知道每一個文法上的錯誤以便糾正，每秒鐘都要非常注意。所以我覺得報酬高也是對的。

八、請您大概地說一說您後來所看到的華語文教育的發展，好嗎？

其實華語文教育是形形色色的，各種現象都有，有時候也滿悲傷的。以前我以為華語文教育是教外國人，可是後來發現「老中」還更需要教，比如說，印尼的年輕一代華裔都不會說中文了，因為當年政府禁止說中文，想恢復很不容易，所以要從頭教。另外，雖然在美國沒有受到什麼迫害，可是孩子在說英語的小朋友包圍之下，也不再說中文了。記得有一天，我跟很多華人在朋友客廳裡聊天，他的兒子從外頭進來不想理媽媽的朋友，就想往樓上跑；他媽媽覺得這樣很沒禮貌，就把他叫住說：「欸，叫人啊！」他就很有禮貌地鞠了躬說：「人啊。」教這樣的小孩子很累的，一點都不比老外容易教。
其實在全世界各地都滿不容易的，也都有各自的華人故事。舉個例子吧，我曾經去過印尼蘇門答臘的棉蘭，大概是當年在中日抗戰的時候，有一些人從四川跑到那邊去，於是教了他們四川腔的華語，所以他們學的全是四川腔，聽著真覺得非常怪，結果就成了我唯一看到說四川腔華語的人。全世界成立的棉蘭同學會，說的就是自己的四川腔華語。我覺得全世界的華語教學都有自己綿遠特別的故事。

九、從您的標準來看，一個稱職的華語老師應該是具備什麼樣特別的條件？

第一就是他對語文有興趣。語文這個東西很好玩，文字也很好玩，可是不一樣，說話隨時在變，文字比較恆久一點。說話隨時有幾個音加進來，或者有些音給剝奪了，比如說從前常會說「哎呀，好容易才盼到你來」，現在在臺灣必須說「好不容易才盼到你來」，字句就完全相反了，這是措辭上的；至於語音，現在的爸爸媽媽都會說成「ㄅㄚˇ ㄅㄚˊ ㄇㄚˇ ㄇㄚˊ」；以此類推，「ㄍㄨˇ ㄍㄨˊ」、「ㄐㄧㄝˇ ㄐㄧㄝˊ」、「ㄉ一ˇ ㄉ一ˊ」和「ㄍㄜˇ ㄍㄜˊ」什麼的，就全部都改了，聽起來很撒嬌似的。又譬如很不耐煩把每個字給說清楚，覺得太麻煩了，於是「你不要這樣子嘛」說成「你別ㄐㄧㄤˋ子嘛」，就把音給吞了。
所以腔調的背後可能有點什麼，這也許跟民主社會有關吧？我們就得適應這個現象；其他像一些感嘆的狀聲詞「啊」、「耶」等字也都在改變中。總之，語言的腔調都在變，就算用文字追蹤，也不一定能夠記下來；如果能掌握住那個的話，非常有趣。如果老師自己對這些沒興趣的話，我想他也會教書教得挺麻木、挺累的，因為如果學生的四聲說不好，是老毛病，老師就要一直糾正，光是糾正就不是那麼好玩了。如果老師覺得裡頭還有很有趣的東西，就會覺得教學是件很有趣的事。

十、您對ICLP有什麼樣的期許？

當然我們都希望一切的事情都會更好，但是從哪裡好起？譬如說，因為形勢使然，生在北平長在北平能夠說一口京片子的人越來越少了，當然我們措詞也不是那麼標準，但是得加減調整，像我們學校的陳捷先教授（太太侯友蘭也是IUP的老師）結婚的時候，請了兩桌比較親近的老師吃飯。有一位老師一家三口給陳捷先老師敬酒時說「我們娘仨敬陳老師酒」，像楊絳晚年寫的《我們仨》的「仨」是那一代人說的北京話，但在現實生活中不再看得到了。所以盡量保持語言的精確性，有時候難免會有地域性，但要在讓人們可接受的一個範圍內。
另外，教材的編撰也很重要，我覺得連數學也可以編得很文學的，也可以用加減乘除把人們的心理表現出來；這樣的話，就不是單純的數學問題了，可以同時知道好多事情。換句話說，華語文教學可以採用故事、笑話的方式，又有特別的意思寄託在裡頭，更有意思！我相信學習者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這樣的教材編撰也會很有道理。如果給外國人的教材編得很有趣，這麼一來，有一部分跟童書就可以互通，再加上畫畫什麼的，對小孩子來說，也會是很好的一個學習階梯，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