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據所史相關資料，1993年到94年間，IUP跟臺大之間有了很大的改變。請您談談那時的情形，也說說當時所長還有老師是怎麼因應的？

1993-94年的時候，是周質平教授擔任所長。當時周質平教授非常地積極邀請國際文教處長和一些教育部的官員到校參訪，我記得他們到435教室來看我上電影課的情況。我的印象是因為時代更迭的關係，臺大的主事者已經不太了解IUP在臺大設立的宗旨與來龍去脈，所以有人質問為什麼要把一個空間白白讓給背景不清楚的外來人？那時周質平所長已經感受到了這種氣氛，可是沒讓老師們感受到這種風雨欲來的感覺，而是讓我們安心教書。我只看到他很積極地邀請政府官員來參觀，積極地跟臺大建立關係，比方說，舉辦跟研究生的論壇，同時也培訓老師的教學能力等等。

從表面上看起來，他就是對IUP有了一番整頓！但是從另外一方面來說，可能是因為美國的經費沒那麼多了，或是因為教育部的經費也要減少了，才需要採取一些積極的作為。後來我看到了一本所務資料，才明白周所長要以該內容作為協商經費的有利材料。至於當時的老師跟學生怎麼樣，我們是感受不到的，還是照常進行教學活動。

後來我也才知道臺大與IUP之間的問題，在鄧守信所長第二度擔任所長任內的那兩年已經存在，鄧所長積極與台大建立良好且實質的關係。當時加州班到臺大來，希望跟IUP合作的原因，可能是因為臺大開始有人想要多了解這個中心的緣故。既然加州班要來，到底是要跟國際事務處合作？還是直接到IUP好呢？當時或許文學院已經有人打算自己經營這個項目了。我當時是梁所長他們（那個時候梁所長還不是這裡的所長）去處理加州班的事情；而前兩天，我才聽邱所長，我們這些年來通過國際事務處所開的CSU課程，就是以前的加州班。說當時他是國際處前身的主管，相當於現在的國際處長，梁所長跟談過加州班來的目的，就是希望加州班送四個學生到我們這兒，臺大再選派一個交換生到加州大學的系統去。可見臺大開始經營交換生計畫的時候，就是拿加州班與IUP的課程作為一個跳板、籌碼。顯見臺大校方與IUP之間的關係，在那幾任所長的任期內已經受到影響了，是所長們自己面對這樣的問題，在內部並未讓老師們知道，以便師生們得以正常教學與學習。

二、在IUP離開臺大之後，對學校最大的衝擊是什麼？為什麼會發起搶救IUP的行動？

因為那個時候IUP已經確定要離開了。最大的問題同時也是最大的衝擊，就是現有的老師跟行政人員該何去何從？IUP一旦走了，這裡就是一個空的東西了！當時我們跟臺大高層沒有什麼關係，也不太知道臺大的態度如何；再說，我們跟外界過去也從來沒有聯繫過，我們都是在IUP最安全的工作環境下成長，突然發生這樣的情況，唯一的辦法就得對外發出求救的訊號！所以，我呼籲我們老師們要開始有一些作為。但是中心內部多數的老師因為習慣了原來的環境，從來沒有想過也不知道要做什麼，甚至有老師問我們是為什麼而戰？可是我看得出來我們的處境是危險的。雖然當時我只是專任老師，可是多少接觸過學校的行政事務，像新生入校考試、教材編寫等工作，所以對學校的作息脈動是有感受的；那時我覺得如果我們自己不採取一些行動的話，我們的機構很可能就消失了。

三、聽說當時師大MTC也發起了一些抗爭活動，曾經來找臺大IUP跟師大MTC聯合抗爭。為什麼選擇不聯合抗爭呢？因素是什麼？

最重要的決定性因素，是因為師大國語中心抗爭的主題是要控告師大的校長侵占了老師的福利金之類的事，把事情弄得很複雜，最後走上街頭抗爭，後來就擴大為華語老師資歷認定等議題。而他們要上街頭的時候，正巧也就是我們要搶救IUP的存在及定位的關鍵點；當時師大國語中心發動抗爭活動的代表到IUP來跟我說希望我們一起串連，我就跟當時的教務主任兼所務主任的盧廣誠老師說不宜一起串連，因為我們的訴求不一樣。我們主要是要搶救這個獨特的單位，先不要跟別的單位掛勾，因為師大國語中心人數眾多，到時候記者群一來，新聞訊息就會往師大那邊去，我們就泡沫化了，一定沒有人會注意我們的議題。後來，果然證實我們的決定是正確的，如果我們當時跟師大串連，今天的ICLP了。

四、可以談談您和當時擔任記者的弟弟陳立宏先生為我們一起打媒體仗的情形嗎？

非常感謝弟弟在1997年10月下旬大力幫助我們搶救學校，得以讓我們及時掙脫困境，獲得生機。我最近幫弟弟撰寫生平事略，從諸多資料具體地看到了當時弟弟在新聞媒體界的表現當相優異，他分別在當時的中央、聯合、中時三大報當記者，經常搶到高具震撼力的獨家頭條新聞什麼的。1997年期間我認為我們必須對外發出求救的聲音，否則沒有人會了解我們的情形，一時間又無對策，只好求助於弟弟。因為弟弟非常忙碌，我不好多叨擾，只邀請他到臺大校園走一走，也不太有把握到底能不能做些什麼；我也避免一些敏感的問題，因為不想讓事情變得太複雜。我還記得大概是下午五、六點的時候，我們姊弟在臺大運動場旁談著話，我把我們機構的重要性、所面臨的困難提出來，弟弟告訴我最好的辦法就是向外求救；而他能幫我們做的，就是幫我們撰寫新聞稿，發新聞稿，因為他很清楚可以通過哪些管道讓各大媒體來關注我們，讓記者來爭相訪問，如此一來，外界自然就會注意到我們的問題了。
與弟弟談話後的當晚我撰寫了一小段話，說明我們的重要性，第二天請當時關心學校情況的學生們簽名，也請盧廣誠老師寫了一篇文章，其實當時學校的氛圍已經很奇怪了，了解和關心學校的學生都很願意簽名。接下來，我弟弟就寫了很多新聞稿，把這些消息往外界傳，很快就引起媒體界的注意，所以包括周玉寇、王育成等名記者統統都來我們學校訪問，進而引起政府注意，並且在立法院舉行了公聽會。

當時蔣經國基金會的一位負責人也到我們學校來，想幫我們搶救這個地方。另外，我還記得當時政治局面分國民黨和黨外人士，有趣的是當時關切我們的黨外人士居多；雖然我不太知道黨外人士對語言教育、二語教學的概念是什麼，但是黨外人士關心此事的程度，反而遠超過當時的執政黨！有些立委舉行了公聽會，我們也到公聽會說明我們學校的重要性。我很高興當初不是選擇跟師大國語中心走同一條路線，真的爭取到一個我們生存的空間，這都是歸功於地地位我們打媒體仗的成果。

五、從1997年到現在，這二十年間，跟臺大之間的互動如何？比方說剛開始是進入臺大的三級單位，後來變成二級單位，這當中的關鍵是什麼？其中有什麼甘苦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我不太知道是什麼樣的情況讓大家誤會我們一開始就是臺大的三級單位？媒體仗成功以後，臺大高層知道我們的重要性與國際功能，為了維護我們內部運作的彈性，將我們託給校長室。真正三級單位只有2014-2015學年度期間因台大高層人士更迭，將我們歸入文學院語文中心轄下。2015-2016學年度的後段，我們正式晉升為二級單位，與系所及語文中心同級。會有此一錯覺，大概只是因為地緣關係，因為我們自1985年起就從新生大樓搬到語文大樓。

我也不太清楚史料是否確實有明文記載這個事情？我只知道，在杜爾文所長的最後一個任期時，也就是從新生大樓搬到語文大樓的時候，是因為臺大要蓋語文大樓，所以就幫我們規劃了這樣一個宜於一對一單班與四人合班教學的空間。杜爾文所長最後一個任期是九到十年，那個情形對我們來說是一件好事，因為我們真的有一個屬於IUP自己的家，杜所長最後一任所長的任期，我們都還是由美國董事會管理。

後來因為臺大有人關心IUP與臺大的關係，臺大就開始嘗試成為美國董事會的一員，由臺大外文系推選出鄭恆雄教授擔任第一任的董事會代表，第二年就是林耀福院長去開會。也就是說，從1996年的IUP時期，臺大就有了董事會的代表了。

IUP離開所造成的動盪，使得學生大幅減少，再加上沒有任何外援補助。當時的專任老師都看到學校的困境，林耀福院長跟我們專任老師開會，為了維繫這個地方，全體專任老師都自願薪水打折，降薪百分之十。林耀福院長把這裡重新命名，叫做「臺大國際華語研習所（ICLP）」。林院長表示，他的理想是把這裡變成跟LTTC一樣的獨立單位。至於LTTC在臺大裡面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單位？我們真的不知道，因為當時關於臺大的行政部分，我們老師完全都沒辦法涉入，也不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

六、1997年之後還是由董事會管理嗎？

1997之後當然就沒有董事會了，臺大高層是用「行政命令」把我們歸給臺大校長室管理，也就是成為臺大校長室的一個單位，林耀福院長他們之所以不走正式納入台大行政體系內，有其苦衷，因為臺大的法規是沒有彈性的，所有的經費、活動、每一項申請什麼的，都要符合臺大規定的名目才能動用經費。我們單位的經費是自給自足的，一旦併入臺大行政體系成為正式的單位之後，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更大，因為只要支出的經費名目與台大規定的項目不合，就都沒辦法動用。這段由校長室託管的十年間，運作上如同過去的IUP模式，只是因為不再隸屬董事會，不再出席董事會議，得自己招生了。

1997年由梁所長正式擔任所長之後，我於1998年擔任教務主任，首先建議繼續參加全美中文教師學會CLTA的學術年會(CLTA學術年會多年後才與ACTFL一同舉行)，讓美國常春藤盟校知道我們還正常運作著，他們才會照常把學生送來。也非常感謝鄧守信前所長當時以CLTA主席的身分讓我們在CLTA會員大會上發言，讓大家確知ICLP在IUP的基礎上發憤圖強，請大家繼續送學生到ICLP。那一段時間雖然我們在臺大的定位不太清楚，但是留了一個讓我們能夠如同IUP時代的運作空間，所以我非常感謝有那一段時間，如果沒有那一段緩衝期，我們搶救回來的ICLP很可能就變成一般的語文中心的經營模式了。

七、請實際地談談成為二級單位之後，對我們來說有什麼樣的影響？

自從IUP離開之後，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一直都是一樣的，在大學尤其是像臺灣大學這樣的體制中，有一些非常清楚的經費運作規定，也有層級關係的約束機制然而IUP自1960年代創所以來也有一個運作得很好的機制；如果雙方關係一斷，臺大馬上就把IUP併入臺大的體制裡面，我們很多一般日常的教學活動就會因而停擺的。因為臺大派任的主管並不是長期跟我們在IUP工作，怎麼能夠理解哪些活動、哪些經費一定要留著，哪些經費可以怎麼使用？我們當時確實就面臨這個問題。

ICLP變成臺大的二級單位是最近的事，但是在正式成為二級單位之前，臺大就先來清查我們的帳目。在清查帳目的時候，因為認定的標準不同，我們單位時而被認為是可以作為臺大國際窗口的好單位，時而是依法無據的黑單位。比方說，1997年IUP去了清華，一直到2014年七月我們劃為語文中心轄下的三級單位的那段時間，我們機構的教學運作其實都是很正常的；2014年七月起新主管所有的管理思維都是以臺大為導向的思維，得按照臺大的體制、經費模式乃至於臺大的一切模式運作。當這個標準套用在我們單位的時候，我們執行五十年的各項教學活動，頓時變成了依法無據的怪誕行為，於是就把我們所有的經費凍結了！因為唯有凍結，校方才能夠認定哪些錢該花、哪些錢是不該花的。

這也就是我們三年前頓時陷入運作不了的困境的原因，因為所有的一切都凍結了。本來我們自己招生的學生到這兒來，一切的課程、活動的安排，都是靠學生的學費來運作的，但是突然全部的經費被凍結，創所五十幾年來每週五中午針對學生的學術專題演講沒有了，什麼活動都沒有了，這對學生來說無法理解的，也是不公平的。那個時候，我們幾個負行政職的資深老師也因臺大高層認定給薪依法無據而有半年拿不到任何薪資，但是我們依然堅守崗位，並且不斷地向臺大高層說明持續ICLP各項活動的重要性，也不斷懇求高層；這段清理ICLP帳戶的時期，我覺得蔡秀枝所長很受委屈，因為她信任我們，也看到我們的重要性。蔡所長了解經費凍結的話，學生傳出的口碑會使我們這個單位奄奄一息，於是蔡所長自掏腰包，拿出五萬台幣，讓我們該學年度的學生在學年班結業前的春季班期間，還有一些演講活動可以進行。因為這個緣故，我非常感謝那一年蔡所長願意與我們同甘共苦，讓我們得以重生。
從上述的例證足以顯示把我們突然劃入三級單位的這整件事是因為臺大高層主事者立場不同，解讀的面向不同，我們單位就成為黑白說的受苦者。不論我們經歷了何種無奈的苦難，我想強調的是從IUP到ICLP，從過去到現在，甚至到未來的每一代，我想我們能做到的，就是要竭力維護這個單位的主體性和品牌。

八、在ICLP時期，您擔任了所務、教務等行政工作，今天您當教學組長一職，一直都在推動很多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想要把實務跟理論結合起來，也就是提升老師的專業。請您談談你的見解和具體方案？

在1997年搶救這個學校的整個過程，是我主動發起並全程參與其中的，因而有機會從中看到了很多現實面和是非不明的情況，也知道有些事情是可以經過時間的歷練慢慢釐清的，而不是當場就想說個明白，因為說了也沒有用。

我記得1997年我們打完那場媒體仗後，我們跟梁所長建立了革命情感；梁前所長跟IUP有深厚的關係，那是基於他在臺大當大學生、研究生的時候，就是IUP教廣東話的老師，所以他一直都知道這個單位非常地重要。這是為什麼梁前所長會支持我們去打媒體仗，之後也支持我們到美國去CLTA開會的原因。因為有他的支持，1998年他來擔任所長的第二年，擔任教務主任的盧廣誠老師要去念博士學位，我就承擔了這個教務主任的工作。

我之所以要承擔教務主任行政工作，是因為在打媒體仗的那段時間發現，如果我們只是擔任單純教學的老師，不管到哪裡，想推廣我們的單位的時候，人家都不會多聽我們兩句話，因為覺得我們只是單純的老師，所知有限。所以我覺得要對外大力推廣ICLP最好的辦法，就是勇敢地承擔起行政工作或教務工作，尤其是教務主任的職務。固然教務工作相當艱辛，但是卻是確保本所教學品質不斷提升的動力源，而教學品質是本所得以永續經營的命脈。打媒體仗以後，固然教育部礙於輿論壓力的情況下，提供了我們最後一次的經費補助，經費還打了折扣。但是因為外界謠傳我們的學生都沒有了，學校已經變質了，來的都是菲律賓人什麼的等，導致1998學年度就讀的學生只有二十幾個。即使現實是如此窘迫，但是我們的做法是不論剩下多少學生，一定要按照正常情況運作，讓學生學得非常好，活動也要辦得非常好。那一年，我們也不斷地想辦法發憤圖強，那一年暑期班的學生就增加到50個人。後來我們11月去參加全美中文教師學會學術年會(CLTA)，國外關心我們的人士都看到我們的努力，第二年的學生也就慢慢增加，情況也慢慢穩定下來了。

根據我的觀察與體驗，如果ICLP要持續地承繼IUP的精神延續下去，我們不能再像過去那樣依靠董事會幫我們經營好的環境，就只是傻呼呼地單純教書。當時，因為我去ACTFL發表論文和接觸國外的華語學術單位，我也發現我們的論述能力其實是足夠的，因此，我就開始參加研討會、寫論文發表。

我也認為，如果我們的學生要增加，一定要開師訓班，因為我們上課的模式跟師大等其他語文中心是這麼的不一樣。於是我寫了計畫書，跟梁所長以及林耀福院長說明開師訓班的目的，他們也非常的支持，所以我們師訓班就開辦起來了。雖然師訓班到2000年才開辦，但是卻是全國第一個大學所開設的對外華語師訓班，而且但都是我們老師自發的，師訓班的貢獻很大！第一，我們現在很多老師其實都是師訓班培訓出來的，有一些師訓班培訓的學生又去念華研所，然後再考進這裡，第二，有不少大學要籌備華語中心的時候，相關人士，甚至華語中心主任會先參加我們師訓班，第三，成為教育部規範華語師資條件的規範，教育部規定華語師訓班培訓的長度與授課內容，這正是參照我們師訓班的規模的，由此可見，我們師訓班真的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和貢獻。

我自己也感受到向外界論述我們的教學特色十分的重要性，因為若只是跟人家說我們是小班、學費很貴、有美國常春盟校學生的背景等等，總是讓人覺得特殊，這對我們的發展是不利的。後來我也考進了台師大華研所，有機會大量接觸西方的二語、教育跟語言學方面的理論；而有一些理論正好驗證了我長年實際的教學經驗。我進華研所的時候，已經在我們學校教學二十幾年了，也曾經在1990到1991年之間到美國去教書，不論國內國外的教學體驗，都讓我看得出來，有些理論可以驗證我們的教學模式的確很有效，而且不是空穴來風，絶對有理論的支持和驗證。因此，我們可以開始用一些大家能理解的概念與學術術語來描述ICLP的教學模式，這是很重要的。

此外，我們學會了成本概算，仔細計算有效課程與收支的關係，如何創造盈收，使我們在經濟上有餘力從事教學研究與教材更新及編寫等，以便大幅提升我們的競爭力。我們從2006年起就開始引進前所長鄧守信教授的對外教學語法理論及其相關學理，進行全體教師培訓，教材也隨之而更新，使我們的教學模式更具有系統性與解釋力，全體教師的教學能力與教材編寫及測驗評量的命題能力等隨之而大幅提升。鄧前所長幾項重大研究的首場發表都是在我們ICLP，比如漢語基式與非基式、漢語信息結構與教學等，顯見我們對於最新學理的追求與實踐力。

九、ICLP是在什麼情況下開始發展高級課程的？

主要是大環境的改變。因為那個時候學中文的人多了，而師大MTC因大幅調漲教師薪資幅度等而開始蓬勃發展；再加上其他的大學也始設立華語中心，因此對我們ICLP來說挑戰很大。ICLP已經不是美國送學生過來的唯一單位，由於我們必須自己負責招生，因此得從招生、製作簡章等角度去論述ICLP的獨到之處，也得讓人看見我們教學方面的研究等等，這些工作都讓我們更上一層樓。但是，這一層樓還不盡理想，因為我們還處在探索階段。

此外，我們看到目前學生語言能力等級的特點已經有所轉變。雖然絕大多數還是常春藤盟校的學生，可是因為美國境內的教學能力增強了，學生到海外的機會也多了，所以到ICLP的學生，再也不是只有《新編會話》程度的學生，大部分的學生第一學期就已經上我們401級《中國文化叢談》與501級的《思想與社會》，那麼，這種高程度的學生來的這一年我們該怎麼做？換句話說，我們的課程已經不敷使用了。而為了吸引更多學生，讓他們知道還必須再到這兒來精進，我們就必須提出論述，鼓勵他們到ICLP來追求口頭學術語言的發展，以便跟我們的專家學者討論學術議題等，因此，我們必須在《思想與社會》、《臺灣社會短文集》之後建立更多的高級課程，好讓更多中文能力不錯但口說能力不怎麼好的人，在ICLP還有學習的空間。

開發7級與8級特高級課程是由我發動的。鼓勵一些在這裡教了一段時間的老師來開發教材。我們的老師一方面學有專長，一方面也對中文二語教學理論和詞語難易度相當熟悉，正好適合開發此類課程。比方說，有新聞媒體專業背景的老師開設新聞類課程，有翻譯背景的老師開設翻譯課程等等，這種多元的高級課程就這樣慢慢地建構起來了。

當這些課程設置出來以後，雖然學生上課很累，要記住這麼多生字句構，不過由於課後馬上應用，像是要採訪人、要寫新聞或剪輯廣播節目什麼的，所以他們對課中吸收詞語的練習的需求更迫切了，更覺得上課有吸引力。由於兩者相輔相成的關係，學習的效果比設想的還要好。這樣的結果，也讓我們體會到課堂學習再也不是呆板的學習，而是要學生為了實際應用而學習，又再進一步印證了成人學習二語的目的是為了實作而運作的道理，而這些課堂知識與課外活動的聯結，讓我們整個教學的層級建立得更完整了。因此之故，現在中文已達五級、六級程度的學生，再度申請回來的比例也相當高，這就是ICLP課程更上層樓的建構過程。

十、除了高級課程的發展，ICLP又是如何開始發展零起點課程的？

ICLP原來的學生屬性都是學習了一年到兩年以上的學生，然而現在學中文的市場那麼大，最大的市場在於零起點的學習者，如果ICLP不開發零起點的學生市場，甚為可惜。事實上，ICLP在二十年前即有外交官訓練的課程，他國外交部把零起點的學生送來ICLP接受訓練，他們從零起點開始，在一年半的學程裡，從完全不會說中文到可以使用中文從事外交經貿上的協商談判等專業能力；顯見，我們零起點的教學能力非常好，所以是可以接受零起點的培訓和挑戰的。雖然到現在為止，ICLP沒有公開招收零起點的學生，但是其實儲備了足夠的力量。

另一方面，現在我們也開始發展網路課程，因為零起點學生大量進來以後，空間可能不夠，所以計畫在網路上開設零起點課程。為了補救師資不足的情形，我們也開設了以ICLP模式為基礎的零起點教學師訓班，到目前為止已經開了三期了，也儲備了一些具有這種概念和教學能力的老師。

這個師訓班對我們來說很有用，因為這些師訓班學員，很多已經是華語中心的老師或是華語教學研究所的研究生，他們等於是替我們推廣了ICLP模式；因為當這些老師回到他們的華語中心教學時，會引起中心主任的好奇。以清大南校區的中文系為例，他們派了幾位教授來參加我們的師訓班，主要是希望學習和運用我們的教學模式；再者，教育部也知道ICLP的教學模式很有效，所以也希望我們能夠代訓到海外教學的師資。總之，我們的路越走越寬了，這對ICLP的發展跟鞏固是很好的。簡單地說，在開發新課程方面，其實是向上與向下並重的，而且都有配套措施。

十一、所上發行的電子報雙週刊頗受肯定和歡迎，當時是在什麼因緣際會下推動電子報呢？

電子報的設置，是因為當時我們開始意識到學生的學習再也不能侷限於課室的學習，需要提供學生一個應用的機會，所以就將開設高級課程與電子報平行發展。電子報主要是一個讓學生應用的機會，如果學生上課之後，對臺灣某些議題有所體會，或是想認識某些學者專家，我們就讓他去專訪，也就有一個電子報的發表平臺。

還有另一個原因，是當時我們有一個高程度的學生叫徐祥年，他想繼續留在ICLP學習，但程度已經很高了，所以他自己很茫然。記得有一天中午吃飯的時間，我跟他在中庭談話，他說他真的還想再提升自己的中文能力，我說我們也很想滿足他的需要，也請他想想怎麼做比較好；當時我已經有一個構想，就問他願不願意當電子報的主編，任務就是採訪、報導，然後再看看要怎麼做。祥年也覺得可以嘗試，於是另外找了一個學生薄瑞安合作，他們兩人就是電子報第一屆的主編；而黃慧鳳老師曾經擔任過記者，也兼做編劇和導演，我就找他來擔任電子報總編。可是一開始做得很辛苦，因為必須融入我們的課程當中，不能只是一個口號！而黃慧鳳老師在ICLP的授課時數很少，並不完全知道學校的各項活動，都必須由我居中聯繫，提供相關資料與照片等，我們每週定期舉行編採會議、訂定議題，找出當週的新聞大事，然後老師再回到教室裡頭跟學生討論，比如說在課室設計語言情境，以此為題讓學生討論等等。

由於電子報雙週刊需要有很多的配套才能完成，而且從創刊到現在都沒停刊過，每兩週發行一期，也不能拖延。今天電子報的平臺也是ICLP的一個招牌了，因為其他的二語言教學中心沒人做得這麼完整，可是對我來說仍然不足。本來我希望的是像報社一樣的靈活機制，但是因為老師們太忙，學生們也不太願意把自己的成果放上去，慢慢就變成一種被動的形式了。有的時候，負責電子報的老師收不到足夠的稿量，學生又有一些忌諱等等，編得很辛苦。無論如何，我們都撐過來了！現在我們的電子報再也不僅止於平面的文字，我更希望有更多的影像互動內容，也就是讓學應用他的語言能力去訪談、報導，這才符合我們從IUP傳承到現在的「以口說代替聽讀寫」的實踐能力。

其實，我一開始推動電子報的時候就是希望走這一條路，只是技術上沒辦法一步到位。現在電子報雖然已經有一部分影音作品，比例還是很少，有的只是把成果發表放上去而已。一直到前年，我參加了我們語言實踐週參訪公共電視臺的活動，發現公共電視臺有個公民記者的平臺，鼓勵人人成為公民記者，因此積極促成ICLP跟公共電視臺合作。再說，現在影音製作的技術變得更簡單，利用手機就可以製作影片了，我就邀請王建雄老師來學校培訓老師、學生，希望在每期新生訓練，定期跟我們分享怎麼製作技術和流程。

這個活動直到去年為止還推動不了，必須有更為積極的作為，因此，我在冬季班開學前全所教師會議上向全體老師佈達，把公民報導新聞製作活動植入課程當中，也訂出辦法來，期待在期末發表時，學生以公民記者平臺的作品作為口頭發表，結果，春季班的學生真的有兩組學生做到了。我們本來還覺得這個作品可能只是習作而已，沒想到王建雄先生一看，認為影片的技術各方面簡直完美到極點，很令人興奮的是公共電視台的公民記者平臺已經把這幾個學生的新聞作品發表了。我們的學生竟然可以藉由他們所學習的中文把公民報導處理得這麼好，學生們影片製作的技術也令人驚喜，我確信我們的電子報未來將會有更多的影音採訪紀錄。總之，這是一個讓我們電子報更多元的好機會，也讓我們學生有更多應用所學的好機會。

十二、您一直強調以增加學生的詞彙量和培養高程度的葡萄酒語言作為目標。請您談談該怎麼執行？並給華語界的後進一點具體可行的教學建議。

我覺得一位理想的二語老師，首先必須對中文母語的詞彙難易度和語法結構的難易度有清楚的認識，才有能力輔導學生從零起點發展到書面語體的學術語言能力，否則無從判斷學生所講的話是淺白還是具書面語體。另外，我在訓練學生學術語言的時候，不只是讓學生有能力說出學術性語言，除要求學生具備把同一概念轉換成學術語言表達之外，也需要具備轉換成淺白的口語表達的能力，也就是學生必須有能力依據談話對象而自我控制淺白或學術語體。話說回來，如果我們要求學生做到，老師也就必須先實踐，否則學生不可能信任我們，就更不可能掌握這樣的能力。

老師怎麼做到呢？還真的得不斷自我操練與提升。我還記得我剛到這所學校的時候，對對外華語教學毫無概念，幸虧我母親開辦過幼稚園，我教過幼稚園的小朋友。教幼齡學生時，得把語言降到小孩子能懂的淺白程度；沒想到我考進IUP後，這樣的體驗使我在教初級學生的時候較能掌握語體。雖然ICLP招收學過兩年中文的學生，但他們的中文口語能力只是初級，雖然學生的語言知識很豐富，但是心口不合一，有些話知道意思，但是說不清楚，所以上課時全部領說，直到心口合一，是很有道理的，教學效果也相當顯注。老師教初級學生時，使用的詞語一定要很簡單，句子也要很簡單，我正好有幼教經驗，也就操練過這個能力；等到教授《中國文化叢談》與《思想與社會》及《臺灣社會短文集》等課程的時候，必須使用學術語言，這時我才發現我的口頭學術能力不見得可以轉換自如。

後來，因為我長期教501級的《思想與社會》，發現《思想與社會》與《新編會話》之間的差異確實非常明顯，然後又找到《思想與社會》裡一個個具有評析功能的定式句構，而每個評析性的定式的內部結構都可以在401級《中國文化叢談》與301級《新編會話》，甚至是初級教材裡是看得見的，是非常有系統的。《新編會話》是訓練學生把簡單句擴展成由名詞組、關係子句等組合而成的長句或複雜句；到了《中國文化叢談》，學生的句構就需要藉由一些書面語成份來加深語義的濃度，比方說，「以…為主」的結構，學生使用時可以感覺出語體不太一樣了；然後再到《思想與社會》階段，應該再把這些東西再凝聚起來，因為當這些高級句構搭配高級詞彙的時候，語意的濃度、信息量就會大幅提高。

從上述就看得出來是有辦法訓練老師把自己的語言從淺白的白開水轉變到葡萄汁，再到葡萄酒的；從日常口語到稍微正式一點的語言，再到學術語言之間的差別是很清楚的。如果老師擁有這個能力，學生就能在老師的帶領下發展出相同的語言能力來，學生的表達能力也確實都能到位。關於這個部分，我到各華語中心或華研系所演講時，也呼籲大家要自我操練各等級的語體，直到能自由管控各種語體的表達，這樣才有能力帶領學習者順利晉級。各等級語體的訓練在華語教學界還在概念與術語上的學術探討的階段，但我們單位早已具體實踐了，這是我們學校珍貴之處的其中一項。

十三、您還有什麼對大家的期許嗎？

我想說ICLP真的很重要，我們在IUP的基礎上與時俱進，不斷提升與擴展。雖然現在我們的學生增加了，但是我們還是一個自籌經費的單位，因此希望教師團隊、行政團隊，永遠不能忘記ICLP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也不能忘記眼前各種各樣的挑戰，從來沒有天下太平的時候。當我們克服了一個難關，後面就有更多的挑戰接踵而來。今天的世界是瞬息萬變的，未來我們在教學上很可能還會有很大的轉變，比方說，現在是數位時代了，所以我們下一步要發展的就是線上教學，以便滿足全球的莘莘學子。很高興我們大家持續攜手努力，相信我們一定會更上一層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