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ICLP這個名字是您取的，能不能請您告訴我們您背後的思維和期待？

若要從頭說起，得回歸到1995-96年那個時候了。當時臺灣大學文學院的學生夜宿校園，抗議文學院的資源短缺，學生連系學會辦公室都沒有，可是同時我們卻把幾百坪最精華的空間免費送給外國機構使用，而且一送就送了三十幾年，實在說不過去。我個人認為學生的意見確實非常有道理，無論理工或者文法學院，我們都應該替學生爭取應有的空間，才能站在平等的立足點上。在這個背景之下，1996、1997這兩年，學校就派我出席當時史丹福中心的董事會，96年我單獨出席會議，97年則帶著梁欣榮教授一起到加州柏克萊大學去。我在董事會上一再陳述，希望雙方能站在尊嚴對等、彼此尊重的立足點上繼續合作。最好的辦法就是採用當時臺大通過的一個草案，這份草案中英文版都有，雖然細節我記不得了，但重點基本上就是，將IUP重新命名，主權由台大收回，成為台大編制下的機構，主任人選也由臺大文學院的教授或副教授擔任。這樣，既然國際華語研習所是臺大的機構，使用臺大的空間也就名正言順了。

在這個方案下，招生仍由美國方面處理，教師、教材、空間也都能維持原有制度，雙方也能繼續合作。這個方案經過雙方熱烈討論交流，過程其實頗為艱難。為了尊重對方，我保留了史丹福中心原有名稱Inter University Program中的Program（研習所）這個字，中文改名為「國際華語研習所」，英文則叫做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ICLP)。 這個命名同時也表示，ICLP這個單位不同於臺大的其他機構，相對特殊一點，位階高了一點。現在ICLP也成了學校二級單位，與我當初的構想一致。整個程序最後在1999年6月通過，那是我退休之前的最後一個校務會議的最後一個提案。在會議的討論過程當中，不同意見的雙方有非常激烈的攻防戰，我個人的發言也毫不委婉。總而言之，提案通過便算是初步完成了法理程序，改革的過程大概就是如此。

二、院長在IUP創所之後也曾參與學校的教材編寫工作，能否請您說一說當時的情況？

這個經驗非常有意思。當時我是外文系講師，剛進入臺大。當時IUP的所長是密海瑞（Harriet Mills），中文講得非常道地流利。當時的辦公室是是二層樓的木造建築，叫七號館，也就是現在共同教室的地點，我當時協助教材註解。我記得一共註解了好幾本，其中之一是《西遊記》，而印象最深刻的一個詞是「金箍棒」，因為我想了半天 一直思考究竟該怎麼註解呀？這經驗對我來說非常有趣。當時我每天進進出出，雖然我是臺大的老師，可是那裡屬於IUP，所以進出時還是得請人替我開門，著實不太方便，也讓我印象深刻。這個工作我前後做了一年多，當時也認識了很多那裡的同事、老師。幾年前梁欣榮教授當所長時，曾經把當時我打工的薪水單影印一份給我做紀念。

三、您記得當時學生的人數嗎？

當時IUP的學生人數大概幾十個人吧？不過我只是打工，並沒有接觸其他事務，因此這只是大概的印象而已。IUP有很多大學生，也有很多研究生，甚至於有一些漢學界的教授也在這裡兒進修。

四、您對ICLP有什麼期望嗎？

我在臺大外文系擔任系主任時，當時世界情勢還不像現在，近幾年中國崛起，中文才變得重要。但當時我已體認到華語教學的重要性，認為這個領域應發揚光大，非好好發展不可，而臺大一定要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

臺大校園內本來就有IUP，即便改名為ICLP，性質仍然特殊，不同於其他的一般語言中心。這個單位有特殊背景、特殊歷史、良好的教學品質，能滿足學生的特殊需求，這些一定要保持。其次，我觀察到美國或外國學生到臺灣來，不論主要目的是什麼，他們隨便教英文就有豐厚收入，可是我們中文老師的學問、背景、條件樣樣更好，結果我們的待遇竟比他們的差得多。我對這點感受非常深刻，一直很努力地想提升同仁的待遇，不過這都是我的未盡之業。我希望有一天，中文老師的普遍待遇都至少能像英文老師一樣高。這是我的期待，希望有一天你們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