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您是什麼時候到ICLP教書的？

我是1983年1月開始進入ICLP的。82年8月考上，83年1月正式排課。

二、您是什麼時候就讀臺大歷史系的？

我是1981年畢業的。

三、當初為什麼想從事華語老師這份工作？

因為以前我在臺大的時候，一直覺得七號館這個地方很神秘。第一，沒有人在七號館那裡上課；第二，有一些外國人在那邊出沒，而當時七號館一般學生是不能進去的。正確地說，可以進去，但一進去就是日式房子的長走廊，然後第一個門口就是廁所。廁所門是鎖著的，你會看到一把鎖掛在上面，而走廊是安靜的，沒有人，因為辦公室都在裡面。也就是說，當你進去後就會很害怕地退出來。再加上，當時的地板是木頭地板，走路的腳步聲很響，有回音。我記得剛進入IUP當老師的時候，我從門口進去，一進去才走了三步路，馬宜浩老師在辦公室裡就聽到我的腳步聲說：「啊，周長楨，你來了！」那個時候所有人都超怕他的。

四、當時的馬宜浩老師擔任什麼職務？您又曾經擔任過此職務嗎？

我進入IUP時，教務主任是馬老師，而我當教務則是ICLP時代的1998年。

五、當時IUP教師甄選時要考些什麼？

跟現在差不多，就是三關。第一關先考口試，不過方式跟現在不太一樣。首先考一個口試，考試時有兩位老師在一間教室裡面，二對一並錄音。老師看起來很友善地和你隨便談談，比方說，你是哪所大學畢業的？什麼科系？其實目的就是看你的語音是否有問題，要是有問題，馬上就刷掉了。其次是唸一張單子，上面有一些破音字或是一些奇怪的詞，例如：坎坷、蛤蜊等類似現在華語文教師認證考試裡面的題目，還有幾句像「吃葡萄不吐葡萄皮」這樣的繞口令句子，考生就照著唸，唸完了以後就在門外等一下。當面試老師出來並很和善地對你說「今天謝謝你來喔」時，你就知道你可以回家了。要不然面試老師就給你一張紙，要你去樓上的教務處跟所長和教務主任談話。
第二關是面試。1982年我進來的時候，所長是杜爾文，教務主任是馬宜浩。他們也很和善地問你說：「你對教學工作有沒有什麼經驗？你覺得教外國學生需要注意哪些事情？」然後最主要的一個問題是「你有沒有出國的計畫？」原因在於擔心你來一年就走了。學校培訓老師那麼久，當然不希望你很快離開，所以其實你應該回答目前沒有，將來則看機會，至少三四年之內沒有。考試當時，其實我大概就知道學校會問這個問題了，因為我之所以會參加IUP的考試，是我的一位大學同學鄭美娜告訴我的。他大學一畢業就考進IUP了，第二年學校說要找新老師時，他就打了電話給我。他說：「你口音還蠻標準的，你現在在做什麼工作？」那個時候我在教英文，他就說你要不要來考考看？待遇還不錯。於是，我就說好啊！那一年，我們有很多同學來考，考上了三個，除了我以外，還有魏寶貝老師和秦治平老師。
第三關是筆試，不過內容我真的忘了。我進入的那一年沒有試教，可能原因是學校臨時發現缺人，好像在報紙上也沒有長時間地登廣告，因此找到人就馬上推薦，並確認一下就教了。在我們中心的歷史上，就只有那一年沒有試教。

六、當時IUP的待遇比教英文好嗎？

那個時候大概一個鐘頭120塊，不過教英文的薪水我就不記得了。

七、甄選上的老師是否需要經過培訓？

學校其實做了很簡單地培訓，忘了是一天還是兩天，我覺得也許就是一天。那時候，我們進去一天只教兩個小時，而且是《中國文化叢談》單班課，所以一天的培訓是綽綽有餘的。培訓就是告訴我們課本內容得先看一下，哪個部分需要領說，領說時要注意學生的發音和語法，還有教學安排得跟著合班老師的進度走。由於排課的緣故，那個時候的教師養成其實很慢。我們第一個學期就是兩堂《中國文化叢談》單班，當時也沒有《思想與社會》，《新編會話》好像也正在做而已。

八、當時學生的語言程度如何？

IUP早期學生是漢學家那類的，他們的口語不好。當初設立IUP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口語很差的緣故，學生進教室就是跟老師說文言文。這個笑話你聽過嗎？學生會跟老師說：「吾去也。」因為學生們了解的都是文字，所以其實那時候就真的是從《說中國話》開始學起，那是一本非常初級的教材，就像《視華一》一樣。除了《說中國話》以外，還有一本教材叫做《臺灣新客》。《臺灣新客》好像是由傳教士編寫給來臺灣的牧師用的語言教材，所以教材中有「先生」、「師母」、「傭人」這樣的詞。這本教材其實我沒教過，當時學校因為要淘汰舊教材，就開始編寫了《新編會話》。

九、當時新進教師的排課情形如何？

第一個學期是兩個小時的《中國文化叢談》單班，然後第二個學期是三個小時的課，應該是兩個小時的《中國文化叢談》，和另外一個小時的單班課，我有點忘了。我1983年剛進去的時候單班課很多，是兩合兩單，而IUP剛設立的時候是四單。

十、為什麼現在學生的課程安排改為三單一合？

這樣的轉變基本上是因為成本考量，就由四單變成三單一合，再變成兩合兩單，但我真的不記得什麼時候開始實施三合一單的了。當初四個單班或是兩合兩單的時候，臺幣對美金是一比四十。你們大概不記得了，有一年美金匯率貶成了一比二十五，那是臺幣歷史上幣值最高的時期，所以學校就必須要改變課型。

十一、在沒有華語教學經驗的情形下，您如何掌握學生的語言程度？

就領說呀。那個時候其實學生很乖，基本上有可能一堂課全部都在領說，因為他們可能有很多發音的錯誤或者是聲調的錯誤，所以就慢慢說，一個句子一個句子說。當時的學生從美國到臺灣來要轉機，大概要三十多個小時才能到臺灣來。因為沒有直飛，所以這個機會對他們來說很難得，也就會非常珍惜，而且大部分的學生都是拿獎學金來的研究生。那個時候我們教的都是一對一的課，學生都很好，也都喜歡認識年輕的老師。我還記得我第一個學期教了兩個女生，對我非常好！每一次當我說等一下我們要做什麼時，她們就說：「老師你要不要把這個句子變成問題問問我？」那時我的合班老師是蔣慈老師，學生就會告訴我蔣老師上課的時候都做些什麼，然後我就會說好，我們就這樣練習。比方說，他們就說蔣老師會把一個生詞放在一個句子裡面問我。我就說：「好，我就知道了，那你現在不要看書，我們就來聽說練習。」總而言之，那個時候有一半是學生在培訓老師，其實現在也是。碰到一些好學生，他就會告訴你某個老師方法很好，而且當時學生人數少，師生每天見面，關係很近。

十二、當時IUP的師生比例是多少？

那個時候人數很少，大概是二十幾個學生，二十幾個老師吧？如果差一點的話，大概是二十五個學生，十九個老師，師生比例很近，又每天見面。這就是為什麼很容易記得所有的學生和老師，後來的老師我就不太記得名字了。

十三、在教學生涯中，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麼？

印象最深刻的事就是我剛走進七號館去，馬宜浩老師就說：「周長楨你過來一下。」這個印象應該很深刻吧？那天馬老師告訴我說我的一個學生沒有來，要我去幫忙代另一堂《中國文化叢談》，然後我膽子滿大的，就問馬老師你怎麼知道是我？他就說：「你們每個人在做什麼我都知道。」

十四、在您的經驗裡，以前的教學和現在的教學有什麼不同或是特別的地方？

你說不同也有不同，你說一樣也都一樣。我覺得最大的原則就是基本上ICLP一直在訓練老師以學生的角度去思考。我平常上課的時候，就在想怎麼做對學生的幫助最大，所以說不管用什麼樣的方法，都可以有不同的切入方式，可是我會考慮到他需要什麼，然後我可以怎麼比較有效地讓他學會。以前的學生確實需要領說，因為那個時候在美國也沒有口語的練習機會，所以當時領說真的對他們非常有用，句子能直接就進去學生的腦子並內化了，然後就可以說出來；現在學生卻不太一樣，除了零起點的，大概都有基礎，所以你就要考慮，可能是同樣的課，但是每一個學生的需求都不太一樣，所以我上課的方法可能也不太一樣。老師不是因為課本而去設計教法，而是因為學生的需要而去設計教法。我覺得越有經驗的老師，這個方面會越靈活。

十五、當您碰到教學問題時，您會如何解決？

就去問啊！我們以前下課的時候，就會跑到別的教室去問，例如：「對…來說」中間可以放抽象的東西嗎？然後大家就會說好像不行什麼的。儘管下課時間只有十分鐘，但我們會互相交流。那時期我們老師的年紀都差不多，就是陳立元、陳懷萱、我、李麗娟和魏寶貝，我們教室也都很近。有的時候我們不敢去問蔣慈、馬宜浩等高一輩的老師，就彼此討論，我們五個人商量一下，大概可以歸納出一個結論。

十六、能不能談談當時幾位老師進入IUP的時間順序？

陳立元老師比我早一年半進來，懷萱、寶貝跟我是同一年，也就是82年8月考進來的，但是懷萱有教學的經驗，所以學校1982年的秋季班就讓他先進來了。而我跟寶貝則是等到83年1月才進入的。我也不知道為什麼1月需要老師，大概是有的老師忽然走了。當時，他們就說恭喜你錄取了，但我們大概1月的時候才會排課，我就說：「好啊，沒問題。」

十七、除了《中國文化叢談》、《臺灣新客》以外，IUP時期還使用哪些教材？

其實很多東西我們用很久了，像廣播劇，不過現在使用的《新選廣播劇》是新的，以前應該還有更早的。還有《中國寓言》，當時是國立編譯館的書，專書課也使用高中歷史書。我記得進入IUP時就有《水滸傳》、《近代史大綱》、《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千個你怎麼辦》，然後有很多教材等級八○○的書。還有《臺灣社會論文集》，那是《臺灣社會短文集》的前身。這些教材應該都還留著。

十八、根據您的觀察，ICLP的老師有什麼共同的特質？

用功。

十九、備課對華語老師來說是一大負擔，因此想請教您當時在課後如何備課？

那個時候經費比較充裕，老師人數也多，因此新老師的養成過程非常慢。我們第一個學期上兩堂課，第二個學期上三堂課，第三個學期大概也是三堂課，要等到一年以後才會變成四堂課。由於課型比較像，而且是慢慢地增加，就是《中國文化叢談》加上一個《新編會話》，然後《中國文化叢談》、《新編會話》，再加一個廣播劇什麼的，因此《中國文化叢談》大概教了三遍，已經很熟了，所以需要花的備課時間相對就沒那麼多了。因為上課的模式是一樣的，所以就專心地去看《新編會話》怎麼教就好，然後《新編會話》跟《中國文化叢談》都很熟了，再看配課怎麼教。

二十、當時有沒有備課會議或教學觀摩呢？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當時有教學觀摩，但不是常態，而且不能隨時進去教室，學校歷來都沒有隨便進入教室的。我剛進去的那一年參加過一次，因為教學觀摩是培訓的一部分，但是不是進教室，是另外拉出來舉辦的。就是在某天中午舉行一個教學觀摩會議，然後學校就抓三個學生來，由資深老師上課給大家看。入班觀摩應該是ICLP時代開始的，因為以前的時代基本上是不會讓人進去教室的。但周質平當所長的時候，你上課上到一半會看到有一個頭在玻璃上出現，他就站在外面聽。

二十一、您能否分享一下當教務的經驗？

教務的工作基本上可以敘述出來的很簡單，就是排課、老師請假時找老師代課，但是其他的事情是你沒辦法敘述的。教務基本上就是一個解決問題的站，你每一天進學校以前，永遠不知道今天會發生什麼事情，所以你沒辦法預測到時候要怎麼做，因此你的神經和抗壓性要很強，應變的速度也要非常快。這也就是為什麼陳老師堅持要有一定年資的老師才可以當教務，因為你經驗越多，應變的速度就越快。如果你累積那麼多的經驗，就知道這個情況要怎麼處理；但是如果完全沒有經驗，就會卡在那裡；而當教務主任卡在那裡的時候，旁邊所有的人都會心驚膽顫。我想這是教務工作比較辛苦的一個部分。
以過去的情況來說，教務工作沒有培訓，全靠經驗累積，當你累積了二十年經驗，看過了大風大浪以後，你敢做、願意做，而且所長覺得你工作能力還不錯時，就可以接任。要是不敢，你就不要接，當然如果你經驗不夠，所長也不會找你。對我來說，比起當教務，我更喜歡當老師，你問所有的教務老師都喜歡當老師，我們做那個工作，就是那個工作我可以做、可以勝任，但是那真的不是一個快樂的事情，我只有上課的時候比較快樂。

二十二、除了教務工作外，能談談您其他特別的教學經驗嗎？

我應該是99年開始當了兩年教務，當完教務後就去了明尼蘇達大學，一共去了三個半年。也就是秋季去一個學期，然後因為冬天太冷，就回來了。

二十三、從IUP轉變到ICLP的時期有什麼特別的事值得談呢？

那個時候盧廣誠老師砍掉了老師們一半的薪水，不過離開的老師並沒有那麼多。當時學校本來有美國的資金和外交部的資金挹注，不過由於林耀福院長當時非把這個中心拿回來不可，臺大希望外交部繼續提供經費，但外交部不願意而當時臺大已經是語言中心董事會的一部分了，張漢良也曾去開過會。 （張漢良曾為臺大校方代表，參與董事會）
在臺大學生方面，那個時候確實有人在公館羅斯福路上的一排小商店旁也就是傅園外面抗議，要求臺大把校地收回來。而根據我的經驗，在1997年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有學生抗議史丹福中心的存在，我每天照常來上課，都沒發現這件事情。因此，當臺大高層說有必要把史丹福中心收回來，而我們必須要離開時，是我們第一次知道這件事情。1996年在淩所長時期（當時的教務應該是蔣老師），大概有半年到一年的準備期，在所長宣布以前，我們什麼都不知道，但也可能是因為我們是年輕老師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