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您在什麼因緣際會下來到IUP？

我是1993年到1994年有機會回到臺灣大學，擔任當時叫做「美國各大學聯合語文研習所」主任的職務，這一年的工作對我來說是非常愉快的，也是一個新的嘗試和經驗。因為我基本上沒有在臺灣正式工作過，所以也是給我一個很好的機會，來了解臺灣高等教育的基本的架構、制度和設置。在這一年裡，我特別感覺到有一個國際性的對外漢語培訓班，有助於臺灣的國際化，也是外籍人士了解臺灣一個很重要的橋樑。

二、當年您擔任所長的時候，臺灣社會開始有質疑IUP的聲浪，您怎麼看這件事？

在這一年裡，我觀察到臺灣或者是臺灣大學裡面的師生，對這個單位有一定的誤解，認為這是一個外國勢力，在臺大校園裡面占用著兩層的建築物。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爭議，跟臺灣政府給這個單位每年的補助有關；我記得每年有八百萬新臺幣的補助，大概相當於三十萬美元左右。很多臺灣朋友都來質問我：「這是臺灣老百姓的所得，為什麼臺灣老百姓稅捐的錢，要用來培養外國人？這有天理沒有？」我當時說，要把眼光稍微看得遠大一點，你看看美國政府每年花了多少錢培養臺灣的留學生？我自己就是其中一個受益者。到現在為止，我好像沒有聽到過美國人民提出來說：「為什麼我們美國人民的稅捐要拿去給外國學生當獎學金？」當時在這種地方主義或者民族主義很強烈的情緒底下，慢慢地形成一個必須把史丹福中心驅逐出去的氛圍。我當時目睹了這個改變，從1993年到1994年是他們醞釀的初期，到了1997年，這個單位就遷到北京的清華大學了。

三、請您談談在IUP工作最值得回憶的事情？

我1993年回到臺灣，已經是我去國（1974）二十年之後了。當年我在臺灣，臺灣大學是我不敢想像能進入的學校，而我有機會再回到我受教育的地方，回到臺灣最好的學府工作一年，真的有一種桑梓之情。我在海外二十年，能夠再回到成長的地方，這種機會是極可貴的。我現在回想起來，讓我覺得最值得回憶的事情，是在那一年中，我讓美國學生和臺灣大學的學生進行了一些交流，譬如，辯論或研討會，在這之前是沒有的。

四、您對現在ICLP有何期望或建議？

IUP在1997年之後轉型成現在的ICLP，在這個轉型過程非常成功！多虧臺大各方面的協助，還有當年同事們的努力，使這個過渡不但成功，而且更壯大的發展，在這方面的前景，我覺得是可以預期的。不過，從1993到1994年的情況，也可以說是一個教訓吧？我們不能走一條過分狹隘的、短視的道路。近年來，反觀臺灣的民族主義情緒非常地強烈，可是我覺得在對外漢語教學界，或者說對從事中文教學的人來講，這是一個特殊的行業，這個行業不能建立在對中國敵視的基礎上，否則發展是非常困難的。我們教的畢竟是中文，是中國人說的普通話，在這一點上，我們還得把握住這個方向。

如果我們偏離這個方向，教的不是中國的普通話，而是臺灣當地帶有地方特色的臺灣國語或是方言，我覺得這不是一個最後發展的方向。這可能不只是一個教學的問題，也是臺灣整個社會發展和政治方向的問題。我們必須要了解，一個社會，表面上看來政治好像影響最大，可是如果稍微深一層來看，政治現象往往只是一個表層，更深刻的是文化、歷史和語言的基鏈；那麼我覺得臺灣在文化、語言和歷史上，都有非常好的基礎，我們如果能善加利用的話，那麼ICLP的前景是可以預期的。在我們這行裡面，我覺得這一點特別重要。

五、您對ICLP電子報有何期望？

因為我經常看ICLP的newsletter，我每一期都看，編得很好。可是我不免還是感覺過度以臺灣為中心，也許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可是如果在以臺灣為中心之外，同時也能夠放眼全中國，我覺得對ICLP是有好處沒有壞處的。如果你所有的議題都是以臺灣為中心，甚至於以臺北為中心，或甚至於以臺大校園為中心，那麼視野可能越來越小！這個中心可以體現得越來越「中心」，可是實際上你的視野變得越來越窄、越來越小。這個跟我剛才講的那一部分不是很相關，不過，我還是忍不住要提出這點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