籌備與成立

為了使學生在中國得到直接的經驗,史丹福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訪問團於1961年來臺考察,評估在臺設立研究中心之可行性。在多方奔走與商談下,1962年9月26日史丹福大學中國文化研習所終於得以在臺成立。最初設置於臺大新生大樓三樓,1963年,中國文化研習所擴大編制為美國各大學中國語文聯合研習所,董事會成員包括哥倫比亞大學等九所美國大學(翌年加入耶魯大學),由史丹福大學代表處理一般行政事務,因此一般人仍習稱「史丹福中心」。為使教職員生有更合適的教學空間,臺大慨然允借舊化工館(七號館),成為臺大一方洋場的校園風景。

人物

成立一所新學校,並不簡單;要在1960年代相對封閉的臺灣社會,成立一所專為美國人學習中文的語言學校,更是談何容易?幸虧有一群懷抱熱情的教授持之以恒地努力,IUP才能成立,也才能奠定現在ICLP的基礎。 歷任所長在行政上為學校經費與建設奔走,也不遺餘力地提升教師專業能力,為學生打造最好的教學環境。他們不僅在語言教育上卓有貢獻,在專業學術領域裡也占一席之地,甚至有的所長還是享有專利權的發明家呢!雖然由於時空環境的變遷,學校的名稱幾經變遷,但是從史丹福中心、IUP留下來的寶貴資產,除了堅實的教材、教學模式,確保ICLP能繼續提供最高等的對外華語教育之外,這些所長對語言教育的熱誠與精神,更是學校歷史中閃爍動人、珍貴的一頁。

從IUP到ICLP

1997年對國際華語研習所而言是相當關鍵的一年。1990年代中期,臺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學生運動蓬勃盛行。臺大學生對於臺大僅以一年一美元的租金允許IUP租用臺大校舍,有著不同的看法,因此引發諸多討論。儘管所方與臺大校方多次商討,希望找到對雙方都有利的解決之道,但到底還是沒能成功。1997年,北京清華IUP中文中心正式成立,而臺北IUP在原有的老師支持下,由臺大接手承辦,更名為國際華語研習所(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簡稱ICLP),延續在臺大校園的歷史。自1997年迄今,又邁過了整整二十個年頭。2015年,ICLP成為校方二級單位,隸屬文學院,與系所平行,在現有基礎上更進一步推動各項所務發展。

教師

從IUP到ICLP,教師一直扮演著學生學習成效的重要推手,並且致力於臺灣優質華語教學的推廣及發揚。在教師專長上,早期為了因應學生學術研究需求,除了專精二語教育的教師之外,學校延聘多位大學教授擔任兼任講師,倚重他們的文史哲學術專長。在招考新進教師時,除了特別強調語音的準確性之外,也同時注重教師知識的廣度,以期能在課堂上與學生有廣泛的討論話題。為了延攬優秀的老師加入教師團隊,在學校行政上自然必須給予老師相當的福利與待遇。根據1975年文件顯示,專任教師每月薪資約一萬零五百元,相較於當時臺灣平均月薪三千八百元,可說是相當優渥。不過在臺灣經濟起飛,薪資結構改變,以及制度上定位不明確的情形下,華語教師的福利待遇,或許不可同日而語了。不過即使如此,教師團隊仍然秉持一貫精神持續精進,投入華語教學領域的推廣工作。

課程

許多人對於外國人學華語這件事充滿了好奇。究竟他們是不是也像臺灣人一樣從ㄅㄆㄇ學起呢?他們用課本嗎?如果有課本,那麼課本的內容是什麼?這些問題都可以從早期教科書、教材等級表及課程規劃表中找到答案。

在語言訓練上,所方強調以聽說為主的教學模式,要求老師在課堂上以「倒梯形式」領說,使學生自然習得語序,並主張「抬頭式」教學法,使學生習慣面對面自然溝通,而非埋首課本。

除了語言能力之外,學生來臺灣的另一目的是從事自己的研究。因此他們可以選擇自己的專題研究材料,也可以到臺大各系所旁聽。所方也編纂多本學術叢書的詞彙表以供上課之用。

ICLP/IUP是一個高度以學生為主體的學校,所方特別重視與學生的意見交流,根據學生的意見回饋,在課程與教材上做最好的安排,為每位學生量身訂做最切合其需要的課程。

沉浸式學習

早期申請來所研習的學生必須已有兩年的中文基礎,學校以申請人自我介紹的錄音及筆譯作為是否接受其申請的考量因素之一。確定接受申請後,所方會進一步安排簽證、住宿及接機等事宜,透過新生說明會、建立語伴關係,讓學生了解學校課程安排、臺灣生活情形,與本地人交流,協助他們盡快適應新環境。

校友回憶起留學生活時,總是不約而同提到課業壓力繁重,學校考試不多,主要壓力來源在於注重會話能力操練的教學模式,上課不准看書,因此需要充分備課,才能在老師帶動下自然地溝通,有效掌握評析工具。

除了教室裡的學習以外,第二語言教育所強調:溝通(Communication)、文化(Cultures)、貫連(Connections)、比較(Comparisons)、社區(Communities),5C原則,也在所方安排的各種講座與活動中具體實踐,從語言學習深入到各方面,學習不再只是想像而已。

臺灣生活

對創所時期的師長而言,經費來源或許是煩惱之一,但最令他們擔憂的卻是學生對於政治的興趣,學生對當時政局的評論常讓所方為其捏一把冷汗。

在臺灣尚未解除戒嚴的時代,來所研習的留學生所面對的文化衝擊具體地表現在防空演習與進口書刊限制上。對並未具備「演習視同作戰」觀念的留學生來說,大概很難理解為何即使在室內也必須停止上班上課,也不明白為何演習關乎學校榮譽,不過進口書刊的限制,肯定對於他們有深切的影響。

早期IUP的學生以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占大多數,他們所需要的研究材料或是參考書往往被列於禁書之列,不論是送來臺灣,或是寄往國外,都必須通過政府檢查許可。為了配合檢查,所方申請了一個編號13-199號的郵政信箱,專門收寄這一類的參考書。政府許可以後,所方會把這一類資料放在圖書館裡一個特別的區域,叫做「禁書室」,這個「禁書室」裡又有四間教室,平常是鎖起來的,只有經過申請登記以後,師生才可以進去查資料或上課。

在臺灣開放幾十年後的今天,看到過去受限的情形,誰能不為自己如今所享受的言論、出版、傳播、思想自由感到慶幸呢?

學習成果

語言教育的成效除了從入離校測驗看出學生進步的情形之外,也可從學生對整個項目的評鑑了解他們對自己的學習成果是否感到滿意。在正規課堂教學活動以外,所方鼓勵學生以中文參與各項活動,無論未來朝哪一個領域發展,最終都能實現以中文作為工作語言的具體目標。在演講、辯論、研討會各項活動當中,學生將聽說讀寫四技轉為語言綜合能力以達成任務,活動結束後撰寫心得或採訪稿,於刊物上發表,甚至在本地報章媒體上開闢專欄、結集成書,記錄自身語言能力的晉級過程,對學生亦是一種肯定。